邓小平同志曾告诫全党：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干出来的，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
我们始终坚定人民立场，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是党和政府的重大责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要正确理解和把握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要求，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将市场配置和政府调控有机结合起来，各司其职，相互配合，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区别性发展是客观规律。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并不是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而是有区别的共同发展，有区别的共同富裕，而这必然会是一个动态过程。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 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关键是要科学认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资本范畴，而要科学认识资本范畴，首先需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而共享强调互利，突出普惠，必定追求公平与正义，努力扩大共同利益。英国学者梅格纳德·德赛说：马克思不是资本主义的朋友，但是他是它最优秀的学生。
方法有思想方法和具体实施的实践方法，包括落实国家总体战略的方针政策。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正确把握资本范畴，推动实现共同富裕，既要正视资本的逐利本性，深刻认识到单纯依靠资本的自我节制，只会导致无序扩张愈演愈烈，必须设置红绿灯，依法加强监管。我们来做一个粗略的模拟。
首先，中国的人口在加速老龄化，因此一个重要的挑战就是应对即将来临的第二次人口冲击。在过去十余年的时间里，我们已经度过了第一个人口转折点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即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2010年达到顶峰后，开始以每年几百万的速度负增长。其次，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化助力经济增长。悲观的预测主要基于两个原因：第一，伴随老龄化加深，中国未来的劳动力将是负增长，削弱了经济增长潜力，这是供给侧的因素。
小农户利用各种生产社会化服务，在实际拥有的耕种面积不变的情况下，也可以实现规模经营，获得规模经济收益。例如，大数据可以解决很多过去技术解决不了的问题，关键在于要创造一种激励和氛围，形成正确的利益导向，让大数据可以为三农服务。
最后，不彻底的城镇化降低社会流动性。由于中国老龄化严重，且老年人的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和覆盖率不高，所以老年人的消费能力和消费倾向不足，使得中国的消费需求难以扩大。目前，我国托管面积亩次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2/3，这种降成本增利润的社会化服务的推广，就是在稳定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前提下中国特色的规模经营道路。在老龄化的过程中通常会有两个重要的人口转折点，两个转折点都会给经济带来冲击，但它们的冲击性质不一样。
社会流动不充分表现在很多方面，非正规就业是其中一个重要体现。另一方面要靠分母效应，即通过向非农产业转移减少单位产出使用的劳动力。2025年之前，我国将达到总人口的峰值，随后进入人口负增长，即第二个重要的人口转折点。虽然在过去十余年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所缩小，但是从基尼系数仍然显著大于0.4，且至少一半的贡献来自城乡收入差距这个情况可判断，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仍过大。
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曾经指出过农业生产要素的不可分性具有特殊的表现。基于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我国2025年要成为高收入国家，2035年要成为中等发达国家。
我们可以以供给侧（劳动力供给）和需求侧（居民消费）改革为着力点，通过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应对经济增长挑战。但如果按照韩国央行的预测，中国只能实现每年3.75%的增长速度，则无法实现超越美国的目标。
按照此逻辑，一方面，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是共同富裕的一项重要要求，另一方面，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也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必要途径和手段。这也说明，在任何国家，初次分配本身不能完全解决收入差距问题，需要通过再分配才能大幅降低基尼系数，同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当我们把改革举措落在了乡村振兴的整个过程中，改革红利也就可以成为战略实施的动能，可以解决乡村振兴的资金来源和激励来源等难题。中国经济未来15年挑战 这些问题如何影响我国未来15年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这需要从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来看。再次，规模经营既有潜力也有需求。再如韩国央行认为中国未来15年增长速度可能仅为3.5%～4%之间。
综上，消除二元结构是未来15年重要的改革任务，既不可回避也不容延误。鉴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中农村居民占比较大，这个数字反映的较大差距，也就是城乡养老保险的差距。
我国目前大概有10亿人已经被社会养老保险覆盖，大概有2.9亿人实际领取社会养老保险。人口数量停滞，消费需求也就停滞，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口负增长，消费也会负增长。
破除二元结构的关键抓手 首先，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关键。目前城镇就业中个体就业和派遣工是典型的非正规就业，至少占全部就业的30%。
因此，第三次分配领域不仅要倡导慈善事业，更主要的是鼓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包括倡导科技向善。老龄化也是全世界的一个共同特点。我国未落户农民工在城市就业大多数属于非正规类型。但在这些人中有56.6%，也就是说1.61亿人领取的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领取养老金数额仅占全部发放金额的5.9%。
按照OECD研究人员的估计，农民工获得城镇户口后，其他条件不变，消费支出即可提高30%。此外，户籍身份的固化还降低农民工外出、出县、出省和进城的比例，并造成留守的老人、女性、儿童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问题，进一步降低了社会流动性。
我们可以以国外机构对中国经济的悲观预测作为参照系，看应对这些挑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同时，根据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的要求，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水平也要翻一番。
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我国农业劳动力生产率为3830美元/年，仅为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12%，甚至低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非正规就业意味着就业不稳定、工资报酬偏低、社会保险覆盖不充分，以及职业提升空间小。
在需求侧，如果能够消除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之间的差别，即可增加2.6亿城镇户籍人口。就业非正规化严重降低了社会流动性，尤其是减少了向上流动的机会全球知名的综合评估模型还包括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EPPA模型、美国西北太平洋国家实验室（PNNL）的GCAM模型、奥地利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IIASA）的MESSAGE模型、日本国立环境研究所（NIES）的AIM模型、德国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PIK）的REMIND模型、荷兰环境规划院（PBL）的IMAGE模型等。基于这些模型的相关研究，也已成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IPCC历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以及国际气候谈判的重要基础。
中国科学院大学相关团队自主构建了E3METL和CE3METL模型，在《巴黎协定》气候目标评估方面发表的重要成果受到了广泛关注，也首次协同数个国内外著名模型团队开展了多模型比较和政策评估工作。例如，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开发的IPAC综合评估模型，在评估我国中期低碳转型路径方面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特别地，协调推进双碳目标下的四组关系，将是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亟待回应的重要问题。首先是当前自主模型规模较小，存在明显技术瓶颈。
但在IPCC报告目前达成共识并采纳的全球综合评估模型体系中，鲜有中国模型的身影，这显然无法与我国全面参与和引领全球气候治理的战略定位相匹配，也难以支撑我国到2060年的长期低碳转型战略。顺利实现双碳目标，需要处理好四组关系，即发展与减排、整体与局部、长远目标与短期目标以及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
